习仲勋对榆林和平解放的贡献
作者：袁武振 梁月兰
斗转星移，66年过去了。1949年6月1日，驻榆林的国民党二十二军，总计7000余官兵举行起义，接受中共领导，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西北独立二师。9点多钟，入城的解放军、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2000名接管人员全部依次列队，浩浩荡荡而又有条不紊地开始入城。阳光普照，榆林市工农兵学商各界广大民众欢欣鼓舞，庆祝榆林大地的新生和人民的胜利解放。从此时起，这座长城脚下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插上了人民解放军的红旗，榆林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解放战争时期，习仲勋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副政委、西北军区政委。他领导西北局和西北军区，对陕北重镇榆林的国民党守军第二十二军，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在军事围困打击的同时，积极开展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迫使二十二军于1949年6月1日起义接受和平改编，从而为榆林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制定榆林和平解放方针，开展真诚耐心的统战工作
国民党第二十二军是国民党地方杂牌部队，割据陕北30多年。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驻榆林的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和二十二军前任军长高双成、继任军长左协中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组织策划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胡景铎，于1946年10月12日在横山率部起义。毛泽东高度评价这次起义“给西北的旧军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对粉碎蒋介石对延安的进攻，意义非同小可”。
横山起义后，习仲勋和西北局及时讨论了进一步开展对驻榆林国民党部队统战工作的可行性，认为“今天做榆林工作比过去任何时候的条件都对我们有利”，表现在五个方面：（1）胡部起义以后，榆方失去了五分之一军队、四分之一地盘、三分之一人口，国统区人民的负担加重了；（2）胡宗南部八十三团空运榆城，使榆方与蒋介石中央的矛盾表面化；（3）二十二军中下级军官对邓宝珊、左协中的幻想逐渐在消逝，故多愿与我们来往；（4）胡部起义的事实以及我们优待起义官兵和俘虏的政策，大大地震动了榆方中下级军官；（5）解放区扩大与向前推进了，各种可资利用的关系也较过去多，更有利于我们了解情况开展工作。因此，习仲勋和西北局决定对榆林的统战工作“仍以军队为中心，巩固与加深已有的力量和关系，并利用新区与榆林军队众多的家庭与社会关系，发展新的力量，特别应加强榆方军队在新区的家属工作”。
1947年8月和10月，西北野战军先后发动两次榆林战役，榆林守军伤亡惨重，士气不振。习仲勋和西北局、西北军区对榆林解放制定了“政治上争取，军事上围困，争取其起义”的方针。西北军区命令榆林军分区第三十九团、四十团和游击队、民兵，开始对榆林的国民党军实行长期围困。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后，西北局统战部改称城市工作部，习仲勋兼任部长。他在西北局干部会议上指出：“新区的主要任务，就是联合和中立一切可能联合和中立的社会力量，帮助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军队。”为了试探榆林守军态度，习仲勋和赵寿山、杨明轩等西北局领导人，先后致函邓宝珊、左协中，说明国内大势，劝告他们及早脱离反共内战的漩涡，率部起义。但是，由于榆林守军将领对国民党尚抱有幻想和内部意见分歧而未有结果。
1948年夏，邓宝珊率二十二军第二二八师移驻包头，马鸿逵也将协防榆林的宁夏保安第二纵队两个团调回宁夏。榆林城内只有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二十二军军部及下属的第八十六师，共5000余人，徘徊踌躇，等待观望。习仲勋和西北局为了彻底粉碎榆林守军的幻想，使其及早下定决心脱离国民党反动阵营，决定对榆林继续采取力争和平解决的方针，多次派与左协中有亲戚、部属、学友关系的罗明、田子亨、李含芳、郝登阁等人到榆林做说服疏导工作，在政治上进一步争取其上层开明人物，孤立打击少数死心塌地的反共分子，影响教育下层官兵，同时由榆林军分区部队继续围困榆林城。
为进一步加强对榆林的统战工作，西北局决定撤销中共榆横特委，成立中共榆林工委，对榆林守军开展多方位、多渠道的情报、宣传和瓦解工作。榆林工委在榆林城发展秘密党员，建立地下党组织和交通站，控制利用二十二军电台建立地下情报队伍。对榆林守军散发“解放官兵回家通行证”，设立“解放官兵招待所”，对反战投诚官兵开路条、发路费、实行带枪有偿政策。仅1948年上半年，榆林守军逃跑归来者共计139人。榆林城内地下党成立进步群众组织“榆林和平促进会”，张贴、散发《告榆林同胞书》《促进榆林和平解放宣言》，发动群众参加“反饥饿、发内战”、“反对拉壮丁、反对摊派军粮”游行示威活动，向守军官兵及其眷属宣讲“和平解放榆林是人心所向，战争解放榆林是民怨沸腾”，要求“军政当局立即派出代表与解放军谈判解放榆林”。
习仲勋和西北局的多方争取，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影响，榆林各界群众和广大官兵迫切要求和平解放的强大压力，这些都使得左协中等守军将领开始认真考虑和平起义问题。榆林和平解放的条件日臻成熟。
指导和平谈判，奠定榆林和平解放基础
1949年2月，左协中表示愿意和谈，内部一部分军官酝酿起义。二十二军主任秘书孔芳亭作为左协中个人代表，秘密到镇川与中共榆林工委谈判，以试探共产党方面对榆军的态度。2月15日，习仲勋和西北局电示榆林工委，指出正式谈判需二十二军派出高级军官为正式代表才能按常例进行，并向孔芳亭提出左协中首先要履行的三个条件：（一）“真诚执行毛主席八项和平条件，听共产党指挥”；（二）“逮捕徐之佳等首要特务分子”，“为整个和平解决榆林问题扫除障碍”；（三）“释放赵通儒等一切革命政治犯”。由于榆军内部意见不一，2月起义流产。
4月21日，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摇摇欲坠。习仲勋又派胡景铎拿着自己的亲笔信到榆林，督促左协中派代表进行谈判。左协中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幻想彻底破灭，于5月初派二十二军参谋长张之因、军部军务处长鱼勃然、军部谍报科长张旨晟、军部秘书雷无尘4人，组成和平谈判代表团赴延安谈判。5月5日，习仲勋和西北局致电党中央，请示与二十二军和谈事项，说明和平解决榆林问题的理由：“一则我们一个相当时期内尚无可能抽出足够兵力解决榆林问题，如榆林问题获得解决则宁马势必撤出三边，而伊盟亦可早日解放。二则得以和平完善地接管榆城，减少破坏。三则对榆左这样与我有10多年关系的军队，如果解决得适当，政治影响会更好些。”6日，习仲勋接见榆林4名谈判代表，阐明党的统战政策，告诫他们机不可失，起义不能再迟疑。中共方面谈判代表团由张经武（西北军区参谋长）、曹力如（西北局秘书长）、李启明、朱侠夫、罗明5人组成，遵循《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草案》条款精神，从5月10日起，与榆林和谈代表团开始第一轮谈判。
这次谈判提出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榆林实际上只存在一个军部和一个师的部队，却要编一个军，共产党方面理所当然不同意；二是整编后的师、团、营级干部共产党派进多少的问题，延安方面提出要多派一些干部进去，榆林方面却要少派些干部进去。对此，习仲勋于5月12日致信榆林分区领导：“（一）榆林问题已接近最后协议，二十二军仅先就左协中可控制的整编一个师，余俟将来再说，其地方团队不在该师整编之内，统归榆林分区接收处理。（二）地方团队经郝、雷进行工作，争取主动改编极为重要，其编制原则以我军为基干编组消化，而不是原建制不动或单独编一支队伍，其军官选择好的留用，坏人资遣，其他集训，予以改造，务希妥为安置。其士兵老弱残废及有嗜好传染病者，或个别地富反动分子，统予遣散，其中罪恶重大者务须向人民悔过并交回地方人民监督转变，其坚决不愿干者准予解甲归田。编制时间不宜过早，俟榆林代表归后再动，如此，则他们互相挟制，更对我解决问题有利。否则，该团队可能提出过高要求，或以早起义来抬高价钱。总之，榆林问题已接近最后解决，务须妥善掌握。”
5月20日，西安解放。习仲勋认为榆林和平解放的条件已完全成熟，于22日派出以曹力如为全权代表，朱侠夫、罗明为代表的西北军区谈判代表团进入榆林城内，直接与左协中等举行第二轮谈判。为配合谈判斗争，习仲勋又调动警备二旅从河东经吴堡、绥德进至榆林城郊，与围困榆林城的榆林军分区部队、伊克昭盟军分区骑兵团会师，榆林城外解放军兵力达到8000余人。在共产党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下，左协中等与曹力如于5月29日在《榆林谈判协议》上签字。
创造“榆林方式”，榆林获得和平解放
1949年6月1日，榆林守军正式起义，榆林获得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6月2日，榆林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西北军区任命曹力如为军管会主任，吴岱峰、朱侠夫、张博学（原国民党第八十六师参谋长）为副主任。同日，榆林市人民政府成立。14日，左协中等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并通电全国，宣告同国民党反动派完全断绝关系，坚决拥护中共各项政治主张，服从中共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及西北军区的领导，按照民主原则实行改编，永为人民服务，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而战。7月10日，毛泽东和朱德复电左协中及全体起义官兵：接读通电，极为欣慰，“尚望努力团结部队，加强整训，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为参加西北解放斗争的伟大任务而奋斗。”
榆林和平解放后不久，根据和平协议的精神，西北军区派张达志等，与榆林二十二军代表高凌云（原左部团长）等组成了整编委员会，将原国民党二十二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师，高凌云任师长，黄罗斌任政委。
习仲勋和西北局、西北军区领导的榆林和平解放，“以八项二十四款为谈判基础，解决方式介乎北平、绥远之间”，在西北创造了解决国民党残余部队独特的榆林方式。习仲勋指出：“今后西北解决敌人，不仅是军事方式，具体情况要求我们将有若干地区，可以用和平方式解决。如现在就有一个榆林方式（这与北平、绥远方式不尽相同），将来其他地方可能还有其他方式。在这种和平解决方式中，每一协议，都有斗争，麻烦很多。因此保卫工作的任务也就更重大，工作也就更多。这种情况，也就要求我们加强保卫工作，而非减弱。”
榆林和平解放，是西北解放战场上用和平方式解决国民党军队的成功范例，也为毛泽东决策“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问题”提供了依据和经验，对于西北地区其他国民党军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促使宁夏、新疆两省和酒泉、武都等地国民党守军后来也选择了和平起义的道路，加速了西北地区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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